司马辽太郎笔下的明人，如同一场皮影戏，灯下所映的是现代社会的影子。他笔下的满洲人，则是理想中的太古之民。
他写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仿佛理想主义者与现实的搏斗，这是他所喜爱的主题，也有滥用的嫌疑。
滥用的结果是过于脸谱化，如同寓言，不具血肉。要知道一篇寓言几百字即已了然，又何用糜费数十万字。
因之史料选用亦有偏颇，如用很多篇幅描写毛文龙所部与朝鲜的矛盾，却对毛文龙部耗费明朝的大量钱粮一字不提，写成都是在吃朝鲜的...
即便写到他心目中的正面人物，也得用“袁崇焕出身被目为蛮夷的广东”、“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来划界。
无论满人或明人，都不是那样单一的平板群体，所以这样的处理，使小说显得单薄而自相矛盾。
主角十载侨居，如光如电，始终采取旁观者的角度，未曾身涉其中，发生深入的冲撞。（唯二的冲突也迅速被“努尔哈赤死亡”和“儿子出生”给绕弯子化解了）
写一个民族，原是比写单个的人物困难得多；但如此加工，究竟是删削过度了。
如前所言，或许不尝试把这本书看作历史小说，而是看作寓言，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受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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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翻译看起来有点赶工，没有仔细校对。如天主教的方济各会，竟译为“佛教”。
书中引用的汉文，若是比较冷僻难查的也就算了，连很容易查到的（如吴三桂致多尔衮书的开头“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也未参考原文而是从日文直接回译。虽然是细节，看得出态度。
（觉得司马辽太郎这套书的翻译都不怎么样，虽然译者名衔履历写得满满的，有的也许不是本人译的。《鞑靼疾风录》的译文中规中矩。《关原》的译文是我最讨厌的类型，即“不读书还要拽文”，文言功底浅薄，却又爱写一些文绉绉的句子，跟中学生似的。如果是短文还没啥感觉，长篇小说看起来真想掀桌。不奢望译文非常优美，至少写得口语化一点，自己朗诵一遍不会想笑吧。画虎与刻鹄之间，诚以后者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