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笔下的明人,如同一场皮影戏,灯下所映的是现代社会的影子。他笔下的满洲人,则是理想中的太古之民。
他写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仿佛理想主义者与现实的搏斗,这是他所喜爱的主题,也有滥用的嫌疑。
滥用的结果是过于脸谱化,如同寓言,不具血肉。要知道一篇寓言几百字即已了然,又何用糜费数十万字。
因之史料选用亦有偏颇,如用很多篇幅描写毛文龙所部与朝鲜的矛盾,却对毛文龙部耗费明朝的大量钱粮一字不提,写成都是在吃朝鲜的...
即便写到他心目中的正面人物,也得用“袁崇焕出身被目为蛮夷的广东”、“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来划界。
无论满人或明人,都不是那样单一的平板群体,所以这样的处理,使小说显得单薄而自相矛盾。
主角十载侨居,如光如电,始终采取旁观者的角度,未曾身涉其中,发生深入的冲撞。(唯二的冲突也迅速被“努尔哈赤死亡”和“儿子出生”给绕弯子化解了)
写一个民族,原是比写单个的人物困难得多;但如此加工,究竟是删削过度了。
如前所言,或许不尝试把这本书看作历史小说,而是看作寓言,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受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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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翻译看起来有点赶工,没有仔细校对。如天主教的方济各会,竟译为“佛教”。
书中引用的汉文,若是比较冷僻难查的也就算了,连很容易查到的(如吴三桂致多尔衮书的开头“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也未参考原文而是从日文直接回译。虽然是细节,看得出态度。
(觉得司马辽太郎这套书的翻译都不怎么样,虽然译者名衔履历写得满满的,有的也许不是本人译的。《鞑靼疾风录》的译文中规中矩。《关原》的译文是我最讨厌的类型,即“不读书还要拽文”,文言功底浅薄,却又爱写一些文绉绉的句子,跟中学生似的。如果是短文还没啥感觉,长篇小说看起来真想掀桌。不奢望译文非常优美,至少写得口语化一点,自己朗诵一遍不会想笑吧。画虎与刻鹄之间,诚以后者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