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

当初去到六艺不久，我就发现每年六月，都会有不同的人写些东西纪念，年复一年，数字加一。 我读到他们的情感，揣摩过他们是在何种心境下写出“投林承党锢”或“襟袖萧萧过孔林”的句子，然而越接近，就越是清晰地认识到：我不是属于那个世代的人。 我最初了解那件事的方式多少有些怪异。大约是93或94年，我走进学校教室，发现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两本小册子。老师完全不愿意解释这是什么，而且作为课本来说，纸质很差，薄得有些奇怪。这是一本讲述烈士事迹的宣传册。我读了，文字不太有趣，可是里面详尽描述有个人被吊在天桥上，全身浇满油烧死的细节，还印了一张焦黑不成人形的照片。那东西过于恶心，简直是噩梦来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理解为何会把这种起码R15的文字和图片给小学生看。九十年代还残存着一点前工业社会的遗风，并不把小孩子视为身心需要特别保护的珍贵易碎品。我并没有搞懂，但是觉得那时发生了某些非常恐怖的事情。 令我感到疏离的，不是历史记忆的空白和扭曲，而是由诗中看见传统士人的自我期许。当他们写到这件事，仿佛都还是骄傲、悲恸、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年。这不是一个随时开放入场的聚会，到我长大的时候，成为那一代人的大门已经永远关上了。我喜欢他们的深情，但又深感困扰，因为诗笔常常有将失败浪漫化的倾向。浪漫既消解了悲痛，也一同消灭了使悲痛成为悲痛的事物，尺度实在不易把握。 每年一度的悼念有些奇特。很难形容那些人的性情、气质、喜好、身份差异之大，就连他们的政治立场看起来也绝不相似。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事物，能让他们保持着几近一致的态度。那是他们深藏心底、寒冷逼人的青春。但也正是这种奇特的整齐一致，使我不敢向他们提问，感觉好像立刻就会得到回应：“孩子，如果你想标新立异，可以换一个问题。”毕竟我还没有和他们之中的哪个人熟识到可以随意谈论这件事的程度。 我不写于此有关的东西，不是别有什么见解，而是感到实无可写。这是个被世界遗忘的狭窄角落，又塞了太多的器物，使后来者难以插足。自十一而至廿七，我目睹那丛东西越堆越高，可能将会超出许多人的寿命。如此沉重，又如此怪异。不知道会不会在堆到某个高度之后，如雨点一样向空中散落，成为一个奇诡的大型装置艺术。